这本书最初是在书店看到的台版，译名叫做《精神病院里的历史学家》，引言之中提到了精神分析，这让让我很长时间忽略了它原本带有的悲情色彩（《最后的精神病院》），以及精神分析在这其中至多只是一个部分。

这是一部由作者自述个人分析以及住院治疗经历的自传作品，或许这就是我对它发生兴趣的原因之一：作为一名被分析者与咨询师，尽管已经阅读，聆听，进行并且接受了许多治疗，我对于一段分析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的好奇总是无有厌足，而来自当事人的叙述更加饱含情感，张力十足。

印象之中译文出彩，节奏鲜明，平铺直叙却不乏力度，后来读过原作，我想它的风格选择是准确的。但我在翻阅一章之后无可避免地感觉晕眩：那些关于分析的叙述过度真实，以致引起不适，我随手把它抛在了原来摆放的位置，再也没有看它一眼。

那时，芭芭拉正写道她如何要写一本书献给自己的分析师，而在创作过程之中莫名呕吐不止。她不知道分析师为什么要给她低费，也不知道他想要从中得到什么，她把自己的生活搞得更加一团乱麻，以致原本的低费也不再可能，却终于换来了分析师「不会因此停止分析」的保证。——「他爱我！」芭芭拉带着狂欢走出了咨询室。

那份不适显然并未成功消解我在最初被吸引的力量，也不能阻止我最终找到原版进行阅读。

《最后的精神病院》在 Goodreads 得到了颇为两极的评价，批评者认为它展现了精神分析不过是个冗长的错误（这个案例之中，芭芭拉的分析持续了 21 年，其中一段时间，每周 7 次），甚至她的症状仿佛就是由于分析引起的——鉴于病人需要退行才能获得进展，我们不能说这个理解完全错误。虽然我个人认为抛开具体情境、并且仅仅依据病人印象的解读本身就不那么专业，但也有一些同行读者（我们并不确知他们自己的流派）认为书中描述的咨询片段完全就是治疗错误实录合集，他们震惊于分析师给出的狂妄解读，并且坚信它们就是伤害本身。

除了对于治疗的批评以外，过度暴露的芭芭拉本人似乎也并没有因为病人的身份得到足够的同情：毕竟，她滥交，酗酒，挥霍父母的资产却总是无病呻吟。我们甚至不知道她最后到底是不是「好」了，她声称如此，但对此着墨不多，不过她与母亲的关系仿佛并无实质性的进展，而对一群男人的关注转移到了一个女人身上，或许符合她的女权主义，却不符合主流价值。

本书的一大特色就是毫不掩饰地从一个病人的角度描写精神分析的真实体验。无论是我在阅读初时的感受，或者那些低分评价，都在确凿无疑地告诉读者，这种真实并不美好，甚至丑陋。只有那些真正走过精神分析体验的人才能为之感动，这份感动也像是经过炼狱的同病相怜。如果你是治疗师，这本书唯一能够带来的就是再度温习，以便对此做好心理建设。而对其他人来说，它最好用于消解对于分析的美好幻想。（「病人和他们的分析师之间的乌托邦式想法……这些乌托邦式的想法都有着近乎宗教性的狂热。」）

但是，一切过去之后，芭芭拉的心怀感恩也是真实的：只有当婴儿时期的全能幻想破灭，世界展现出来真实面貌之后，你才能够体会到一种真实意义上的存在，这种存在不是幸福本身，但你也不需要总是幸福，你更渴望能够真正活着，感受自己的爱与恨。我们曾经用了许多代价埋藏起来的，又花费了更多才找到，但对于那些从未能够体验真实的人来说，这是「人生之中第一次发生的有意义的事」（马勒语）。

对我来说，除了这种直指人心的真实之外，它的意义可能还有两个方面：

一是作为一个重症病人，芭芭拉是在精神分析与住院治疗的结合干预之下才得以恢复。本书提供了一个精神分析对于边缘人格的经验报告，以及精神分析，药物治疗，住院治疗，团体治疗等种种配合的可能。即使表面看来，芭芭拉似乎功能正常，但她曾经物质滥用到了极其危险的程度。而分析师以及精神科医师的彼此尊重（而非更加常见的对立）对于她的康复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是提供一份来自历史学家的时代记录，想必题名《最后的精神病院》也有这一用意。我不想要详述对于心理疾病的看法的时代变迁，而它们当然也体现在了设施，制度之上。与之类似，或许更加骇人听闻的是 I Should Have Been Music 其间附录的病例报告彰显了其时病人所受到的非人对待。